“清代祁门的倪尚荣，七岁父亲就去世了，家境也十分贫寒。稍大一点，他就砍柴以奉养母亲。久之，他慨叹道：终身砍柴怎么能度日呢？正碰上大乱时候，粮食昂贵，不得已，他就去学做船夫。久之，他又慨叹：这哪里能够养家糊口呢！于是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本钱学经商。他往来于鄱阳湖和祁门之间，不避艰险，终于改变了贫寒的境遇。”
“明代婺源李魁，在未发迹之前，因为家计贫寒曾经仰天呼叫：大丈夫难道真的要为有个上千两的钱财而犯难吗？经商是贱行，大丈夫不屑为之，但也不能永远贫贱呀！于是，他和祖母商量，想筹措点经商本钱，却一点都筹措不出来。他想了一想，家里只剩下了卧室一间，就将它出卖给族人，只得到十两银子。他就带着这点银子前往南京营商，一点点地积攒，不惮烦劳，终于有了积余，也终于能够买田宅了。”
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，第二批、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。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，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，早在明代，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。
万历年间的休宁县志说，徽商“藉怀轻赀遍游都会，因地有无以通贸易，视时丰歉以计屈伸。诡而海岛，罕而沙漠，足迹几半禹内。”
遵循儒家文化传统又非常精明的徽商，大多数都很讲究诚信，并且留下了不少的记录。歙县岩镇出了不少商人，吴南坡是其中的一位。他有自己的经商格言，那就是“人宁贸诈，吾宁贸信”。凭着这个信条，他在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信誉，人们只要看到他的标记，不管实际质量的好坏和斤两的多少，都抢着购买。
因义生财，实际上是让源头丰裕，这样去经商，才算是懂得了“大道”。这可能是经商成功的一条潜隐而具有支配性的规则。遵循这个规则，也许在一个月乃至一年内难以有大的经济效益，但也许两年、三年下来，信誉逐渐建立，财源就该滚滚而来了。在这个层面上看，诚信确实不仅仅是传统伦理的问题，而是战胜商场的大智慧、大策略了，借用老子的话，就是“大智若愚”。
他们的聪明，他们的能干，他们的侠义，其实都源于他们读了很多书，“贾而好儒”就是说徽商有崇文精神。因此，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。徽商传记里，有很多的“事父并继母极孝”、“母早故，事父与祖母极孝”之类关于“孝”的记载，有很多的“周急济荒”、“赴人之急”、“慷慨尚义”乃至“见义勇为”之类的评价，有很多的“重然诺，敦信义”“待人接物，诚实不欺”之类的描述。总之，他们是道德君子，他们是伦理的化身。他们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人。
掩卷长思，徽商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个背影：他们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精明、嗜钱如命的威尼斯商人。他们是商人，似乎又不是商人。除了比别人有钱，他们从本质上看，仍然是传统文化中的个体。他们的身上，积淀着太多的传统文化的成分。与其他地方的商人相比，传统文化在徽商身上的烙印更深，更明显。
商亦有道，商业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，是文化的较量，是精神的博弈。恶劣的生存环境、小本起家的磨练历程，成就了徽州商人吃苦耐劳、勇往直前、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，诚信经营，才是徽商安身立命之本，
我越看越亢奋，创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，从徽商的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，我尽管不是从大山中走出来的，但我也是安徽人，现在是书商，也需要发扬徽商的精神，做好自己的业务，振兴自己的经济书中自有好传统啊！
失眠是创作的蜜月，我同时构思了几个故事，睡不着，又爬起来，当天晚上就写了两个，虽然字不到，但很快完成当天任务，也是被徽商的精神激励的。
说好了，第天我直接到报社，母亲和郑科长两人到书店。
到报社去过一次，不过那是晚上，白天上班的时候，貌似不像别的单位那么严谨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，一个个都像无冕皇帝一样，步履很快，上楼下楼带着跳跃和小跑，不知道是忙着赶稿还是忙着去采访。
我知道，这里面有不少著名的记者，也不辨认，谁是谁？新闻记者毕竟是过眼烟云，长时间没有在报纸上露面，人们就会淡忘的。而作家不同，一书在手，流传长久。尤其是进入各个地方的图书馆，成了馆藏书，能被许多人借阅翻看，多少年之后流传到像我这样的旧书店里，也能够有新的读者。
所以，在他们面前我绝不自卑，现在已经有一本书的约稿了，如果一边写，一边到报纸上发表，不但能用徽商精神激励当代人，而且一搞两用，不是更能发挥效益吗？
于是在楼梯拐角处，我就打了个电话，张教授接到电话有些意外：“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你不会说你不愿意写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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